李航，CFA

10月24日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扩大会议，认真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会议指出“要聚焦战略使命，推动更多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，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。”

对于国资国企，若试图用“股东价值最大化”的单一标尺去衡量，必然会陷入“效率低下”或“市场扭曲”的片面认知。要真正理解中国“国家队”的运作逻辑，我们必须跳出纯粹的商业范畴，进入一个由经济、政治和社会三大支柱构筑的“三重使命”框架。它们的绩效评估，正是在这个复杂且时常充满内在矛盾的目标体系中寻求动态平衡。

经济使命：作为国家战略的“压舱石”

国企的首要经济使命是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”，这远比短期的利润报表更为宽泛和长远。国家作为最终所有者，其行为模式更像一个追求长期、多元化目标的“战略投资者”。在国家看来，为了培育全球“国家冠军”或确保关键技术不受制于人，牺牲部分短期利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这种战略性经济使命体现在多个层面。首先，作为“国家队”，国企被要求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充当主力军，聚焦于那些投资周期长、风险高、但关乎国家安全的“卡脖子”技术。其次，作为“链长”，龙头央企被赋予了组织和协调整个产业链的重任，通过制定标准、投资驱动，构建如特高压、高铁等极具韧性的产业生态系统。最后，国企在能源、金融、通信等关键领域的“主导地位”并非市场竞争的偶然，而是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安排，旨在确保国家安全、充当宏观调控杠杆，并以“新型举国体制”完成超大型战略项目。

政治使命：国家意志的“有形之手”

国企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属性，是“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”。这种定位决定了它们必须承担超越商业范畴的政治和战略使命，成为国家实现其多元政策目标的“有形之手”的延伸。这一使命的核心是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大局。具体而言，无论是“一带一路”的海外基建，还是“科技自立自强”的核心技术攻关，国企都是冲在最前线的执行者。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，它们通过主导地位确保产业链安全，发挥“压舱石”作用。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或外部冲击时，政府可以动员国企加大投资、稳定就业，发挥经济“稳定器”的作用。同时，大型央企的国际化经营，也承载着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战略意图

社会使命：国家治理的“稳定器”

国企的第三重使命是履行广泛的社会责任，这是其“国有”属性的内在规定。在新时期，这被要求全面融入企业战略和经营管理全过程。国企的社会使命是多维度的。首先是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，例如国有能源企业在关键时刻保障煤电油气稳定供应、平抑价格波动。其次是在重大事件中（如抗击疫情、服务冬奥）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体现“社会担当”。再次，国企庞大的体量使其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，尤其是在经济转型期，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的“缓冲器”功能。从国家治理的宏观视角看，这种社会使命是一种战略性投资。私营企业在危机时可能会裁员涨价，而国企则被动员起来执行相反的指令。这些行为虽构成了“政策性负担”，损害了短期财务表现，但却实现了国家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的更高层级目标。因此，国企的社会责任并非简单的企业伦理，而是国家治理工具箱中的一个核心部件。